【 虹膜 】
在 上一篇文章 中,我( wǒ)历数了香港电影90年代以( yǐ)来的历任银幕嘴替。但我( wǒ)想补充的一点是:这些嘴( zuǐ)替们也各自代表着各自( zì)时代港片的想象力。
黄子( zi)华是2020年代的嘴替,这个时( shí)代的想象力,体现为我所( suǒ)定义的“丧类型”,体现为丧( sàng)的情绪笼罩下的某种社( shè)会性的群体积极,体现为( wèi)在各个角落观察、发现和( hé)重新连接(rewiring)的行动力。
甄子( zi)丹是2010年代的嘴替,但只是( shì)三大嘴替之一,他和另外( wài)两位嘴替郭富城、古天乐( lè)一样,都体现为西装革履( lǚ)的型男公务员形象,供职( zhí)于香港社会的信誉机构( gòu):香港警队与廉政公署(ICAC)。

2010年( nián)代的想象力,体现为那些( xiē)高度地缘政治性(高度紧( jǐn)张甚至逼近窒息)的警匪( fěi)片,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郭( guō)富城的《寒战》系列、古天乐( lè)的《反贪风暴》系列以及甄( zhēn)子丹的《怒火·重案》。
这种想( xiǎng)象力并未随着某些现实( shí)事件戛然而止,但确实已( yǐ)经告一段落,其标志不止( zhǐ)是黄子华和“丧类型”的崛( jué)起,还有这种想象力自身( shēn)的告别战:在2021年,《反贪风暴( bào)5》及《怒火·重案》的同步出现( xiàn),尤其是陆志廉这个角色( sè)的死亡,宣告了2010年代想象( xiàng)力的完结。
我不否认这种( zhǒng)想象力会随时重启,甄子( zi)丹最新的《误判》就是一例( lì),他的角色也从警察转向( xiàng)了律政司检控官。但《误判( pàn)》无论如何都还停留在2010年( nián)代想象力当中,除了甄子( zi)丹仍然扮演前述的西装( zhuāng)革履的公务员形象之外( wài),更在于这部电影的深层( céng)主题:香港的安全。
借助于( yú)一场栽赃性的误判及其( qí)无罪辩护,《误判》在某种程( chéng)度上传达了对过往某些( xiē)事件的态度,且再次强调( diào)了官方意义上的“港人团( tuán)结”。在2010年代的想象力中,所( suǒ)谓的危险是四面八方的( de)、渗透性的,而围绕应对的( de)态度,这类影片的想象中( zhōng)总会产生一种决然的分( fēn)裂,一种可以称之为“决断( duàn)主义”(decisionism)的分裂。
这种分裂,在( zài)《寒战》系列中被清晰地划( huà)分为警队内部的鹰牌和( hé)鸽派,前者为了实现安全( quán)的目的不惜化身为恐怖( bù)分子,执行着“奥姆真理教( jiào)”教众那样的决断原则。这( zhè)种张力随即在《怒火·重案( àn)》中达到了最大化,昔日重( zhòng)案组的精英,张崇邦和邱( qiū)刚敖已然黑白之路各选( xuǎn)一条,他们必然要在你死( sǐ)我活的终局遭遇,团结已( yǐ)经不再可能。

问题在于,甄( zhēn)子丹刚刚以《怒火·重案》终( zhōng)结了这种官方团结的可( kě)能,又再次以《误判》重启了( le)这种可能,尽管他的职业( yè)从警队滑向了律政司,但( dàn)在同杨官、包鼎和昔日警( jǐng)队成员的“劝服”过程中,这( zhè)种团结再次诡异地达成( chéng)。
《误判》是一部假想的代表( biǎo)香港官方“纠偏”的电影,它( tā)假设了一种仍然可以自( zì)保的能力、一种能够自我( wǒ)捍卫的能力,一种在“警队( duì)失灵”的情况下仍然能够( gòu)靠律法守住最后一道岗( gǎng)的能力。
但任谁都知道,这( zhè)种能力早已经不复存在( zài),只剩下打鸡血的空壳。
事( shì)实上,这种“官方式的自信( xìn)”,在整个2010年代的港片叙事( shì)中一直被塑造,但也一直( zhí)在缩水。首先是信誉单位( wèi)从政府过渡到警队和廉( lián)政公署,但在警队分裂和( hé)廉政公署被炸毁(表现为( wèi)陆志廉的死亡)之后,这种( zhǒng)自信转向了律政司。2010年代( dài)的想象力一直在寻找新( xīn)的锚定点,就如甄子丹也( yě)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年龄( líng),来追求新的职业转型。

但( dàn)《误判》中这种转向文职、转( zhuǎn)向律政的努力,并不足以( yǐ)让观众相信其叙事上的( de)自信,也不能相信其传达( dá)的官方团结:即使是面对( duì)一个典型的冤案,我们也( yě)很难理解包鼎这个体制( zhì)滚刀肉为何能够突然醒( xǐng)悟,也很难理解杨官这位( wèi)疑似大贪污犯的上司突( tū)然间迷途知返。
如果这确( què)实发生了,也是基于甄子( zi)丹这位2010年代银幕嘴替的( de)说服力,他的手段无非是( shì)两类:大义凛然的说辞(这( zh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 tā)演了《叶问》系列)以及刚硬( yìng)凌厉的拳头。文的不行就( jiù)用武的,后者总比前者更( gèng)管用——尽管他的西装型男( nán)视觉远不如郭富城和古( gǔ)天乐,但一旦亮出拳头这( zhè)个杀手锏,后两个人捆绑( bǎng)起来也不是他对手。
说甄( zhēn)子丹是2010年代的银幕“嘴替( tì)”,也稍有夸大之嫌,毕竟在( zài)这种想象力当中,郭富城( chéng)是基于策略的当代儒家( jiā),甄子丹则是一个暴力冷( lěng)酷的当代法家。
甄子丹的( de)武术设计纵然是《误判》一( yī)片的亮点,但这也仅仅是( shì)其立身之本,单纯赞美这( zhè)一点并无意义,毕竟这不( bù)代表想象力本身,只代表( biǎo)粗暴(粗糙)冷硬的解决问( wèn)题方式。影片真正的问题( tí)仍然出在文戏上:在关于( yú)“香港安全”这一问题的威( wēi)胁和环境构造上,《误判》的( de)反思低于2010年代想象力的( de)平均水平。

由于将肇因归( guī)结在大东、笙哥和欧柏文( wén)这些跨境毒贩身上,这里( lǐ)的“威胁”并不具有其实质( zhì)属性,被控告贩毒的少年( nián)事件也就仅仅成为了“偶( ǒu)然”,丧失了冤案本身的必( bì)然性和普遍性。《误判》不可( kě)能指向任何社会性的实( shí)质,它的终极表述仍然是( shì):香港这个社会里总有些( xiē)纯粹恶劣的害群之马。
放( fàng)眼剧作上,推进叙事的关( guān)键并不在于霍子豪的穷( qióng)追猛打,而在于反派一路( lù)送人头送线索,霍子豪这( zhè)个铮铮铁骨、文武双全的( de)“律政英雄”,最终意外地建( jiàn)立在对手的智障之上。
这( zhè)就是影片的根本问题,假( jiǎ)如不是反派要杀死当事( shì)人的爷爷(马伯),霍子豪就( jiù)很难继续推进线索,如果( guǒ)不是大东和笙哥将陈国( guó)荣逼到绝境,他也不会投( tóu)案自首成为推翻误判的( de)关键。在这一呈现于2020年代( dài)的2010年代想象力中,所有的( de)角色都暴露出其设计意( yì)义上的工具性,很难在情( qíng)感上触动观众。
无论张智( zhì)霖扮演的欧博文、吕良伟( wěi)扮演的笙哥、郑浩南扮演( yǎn)的大东还是刘江扮演的( de)马伯,都是香港电影迄今( jīn)以来最套路的角色。

作为( wèi)编剧+导演,甄子丹无法打( dǎ)破这一框架,因为他本就( jiù)是这一想象力框架中的( de)一员。他的资历、他的身份( fèn)、他的形象,都让他只能延( yán)续这样的套路,只能打肿( zhǒng)脸一样地自我相信,这种( zhǒng)生硬且充满悖反的说(打( dǎ))服和团结,不但发生在片( piàn)中的香港律政司系统当( dāng)中,也发生在角色背后的( de)银幕属性:作为香港法律( lǜ)代言人的霍子豪和作为( wèi)民族英雄的叶问之间。
如( rú)果《寒战3》仍能顺利推出,我( wǒ)尚期待还会有一些积极( jí)性的思考(也即对2010年代的( de)想象力进行一个完整的( de)总结)。但在《误判》当中,这种( zhǒng)思考已经呈现出绝对的( de)匮乏,这种匮乏的根源,在( zài)于它仍然是一种官方意( yì)义上的口号团结和自圆( yuán)其说,无论其叙事还是情( qíng)感,都无法落实到现实层( céng)面,无法落实到市民或者( zhě)所谓的诸众(multitude)。
2010年代的想象( xiàng)力仍然站在香港的官方( fāng)位置,甄子丹作为嘴替也( yě)无非是这样一个西装革( gé)履且大义凛然的公务员( yuán)形象。但2020年的想象力已然( rán)呈现出新的样貌,即抛弃( qì)官方位置、官方叙事和官( guān)方话语,使用一种来自底( dǐ)层的视点和声音来重新( xīn)关联起香港的“诸众”。
《浊水( shuǐ)漂流》《正义回廊》《年少日记( jì)》《白日青春》《窄路微尘》《白日( rì)之下》《毒舌律师》以及《破·地( dì)狱》等一片整齐的四字电( diàn)影都属于此类。

2010年代的想( xiǎng)象力仍然停留在最后的( de)英雄气短(诠释为嘴硬和( hé)拳头硬),制造出一种为港( gǎng)为民的乌托邦式想象,然( rán)而民众已经不再信赖它( tā)。新的想象力,即2020年代的想( xiǎng)象力,是基于丧文化和重( zhòng)新连接的微观社会学,而( ér)非那些套路修辞的商业( yè)类型片,即便隐喻仍然是( shì)后者的杀手锏。
《误判》证明( míng)的并非甄子丹雄风犹在( zài),而恰恰是他的过时——他作( zuò)为2010年代的银幕嘴替,已经( jīng)同他所代表的(同时也是( shì)郭富城和古天乐代表的( de))类型及想象力一起过时( shí)。这个过时的原因无需多( duō)说:他是个生活在绝对光( guāng)明下的人物,而现在港片( piàn)需要的,则是理解这个时( shí)代投射出的阴影。
我们能( néng)从2020年代的想象力中解读( dú)这个时代的生存和死亡( wáng),但2010年代的想象力已经变( biàn)得空洞且没有太多力量( liàng),追不上当下的情绪。于是( shì)甄子丹与黄子华之间的( de)更替、地缘政治类型到丧( sàng)类型的过渡,都不过是香( xiāng)港电影跟随历史和时间( jiān)演化的必然结果。
这种想( xiǎng)象力转变的内核,可以表( biǎo)达为从“我们能保护自己( jǐ)”到“我们能超度自己”,把希( xī)望寄托在他人或官方的( de)“保护”,不如实现自身意义( yì)的“超度”。毕竟,在经历了如( rú)此的实质性痛苦之后,“保( bǎo)护”这样的话语究竟还有( yǒu)何种意义?
尽管如此,2010年代( dài)的想象力仍有机会逼近( jìn)“保护”和“超度”之间的临界( jiè)值,达到一种勉强触及2020年( nián)代想象力的边沿状态,但( dàn)在这一点上,《误判》没能做( zuò)到。
在最近几年的影片中( zhōng),却有几部影片能做到或( huò)勉强做到,其中最具代表( biǎo)性的就是另一位嘴替古( gǔ)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

这( zhè)是一部高度漫画主义的( de)影片,一方面借用九龙城( chéng)寨这个真实地理/历史空( kōng)间实现了《寒战》式的地缘( yuán)政治叙述,另一方面以城( chéng)寨的诸众以及城寨的微( wēi)观社会学逼近了自身的( de)极限,《九龙城寨》的积极在( zài)于试图谋求一种新式想( xiǎng)象力,即便它未能全然实( shí)现。
而《误判》的遗憾,在于它( tā)基本没有任何这方面的( de)尝试和努力,它仍然停留( liú)在2010年代想象力的套路和( hé)教条里,停留在那个十年( nián)如一日的甄子丹身上,全( quán)然不知道这个世界或文( wén)化上发生的种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