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给电影The Brutalist译中文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单词既可以表示粗野主义建筑（二战后兴起的强调建筑功能和突出使用原材料的设计风格，也称粗旷主义），也可以指人，代表粗野派建筑师。
影片的主角拉斯洛·托特（László Tóth）正是这样一位建筑师，电影也围绕他和他妻子的移民经历展开，然而看到深处便不难发现，Brutalist在片中并非简单指涉建筑设计及其粗野的风格。诚然，拉斯洛在电影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修建一座尚且可以称之为粗野派建筑的教堂/图书馆/社区中心，我们的观影，某种意义上就是这座教堂从无到有诞生的过程，但Brutal这个词根和母题，早在这个过程中与其美学层面的本意脱离了关联。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部讲建筑的作品，甚至可以说，它完全不是一部讲建筑的作品。
Brutal，野蛮，残酷，无情。一方面，它是拉斯洛在设计建造这座可以定义其艺术成就的作品和追求自我实现过程中展现出的“野蛮”。一名受到良好训练的建筑师，冲破战火背井离乡，踏上更安全和自由的土地从头再来。在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面前，“动物性”使欲望膨胀，“艺术理想”外化为对工作团队的苛求与自我的偏执，在一味攀登的过程中，拉斯洛并不在乎工作以外很多同样重要的事；或者说，他始终以一套自洽的体系去证明自己选择无误。完美是绝对的，它不允许误差，懈怠，瑕疵，甚至不可复制或被稍次的“平价品”所替代。完美又是残忍的，因为一个人抵达它的路程，亦是对周围人“吸血”的过程，和对价值观重新排序并容许自己在“次要”的事情上（生活，爱情，欲望，品格）松懈和放纵的过程。拉斯洛虽然在人性层面不乏温暖，但他在攀登艺术和人生阶梯过程中的执念却是蛮横无比的。
另一方面，Brutal直指影片中另外一个主要人物、拉斯洛的资本赞助者范布伦（Harrison Lee Van Buren）。电影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可以说比献上影帝级别表演的阿德里安·布罗迪饰演的拉斯洛还要精彩。表面上，范布伦并不是一位让我们陌生的老板和资本家，和许多其他银幕上的大亨一样，他独断专行，凶猛多变，但远不只是一名和布罗迪对戏的“反派角色”。很大程度上，这个角色比拉斯洛还要有血有肉和丰满。影片花费同样的笔墨，去侧面讲述了为什么范布伦可以抵达成功，以及为什么成功只属于少数人，并且一样需要天赋（加上才干和魅力）。和拉斯洛单方面推动项目进展相比，范布伦这个角色在影片里的进程，其实才是电影的核心脉络。从首次出场时对现代艺术的嗤之以鼻，到通过敏锐的嗅觉把拉斯洛请回，从教堂项目始末对艺术和艺术家最大化的价值攫取，到矛盾产生时施展出的手腕和人格气度，再到最终本性的揭露，大厦的倾塌，范布伦身上的故事，或许才是Brutal的核心：源自理想，蕴含野心，极度理性以至于不计成本得失，明明通晓事理但又不得不冷血无情。
影片的脉络通过显性的方式铺设在范布伦的角色轨迹中，但电影的主题却以隐性的方式一点点渗透在范布伦的一举一动里，它在电影最后半个小时的高潮段落中才露出狰狞的面目，但回想起来，其实从这个角色一出场时（甚至出场之前，拉斯洛表兄身上的故事）就埋藏其中，只是导演无意让我们一开始就发觉。
Brutal，仔细想来其实并不只是范布伦人格和道德上的粗暴，而是他所代表着的以美国为中心的生产方式、移民体系和资本主义秩序。Brutalist，或许不简单是二战后兴起的某种建筑设计风格，而是在同一时期里被重塑的世界秩序和掌权者话语。Brutal始于利益交换，到头来是不公平的掠夺，但这个词落脚点的不是经济层面上的剥削——它带有强烈的情感，是用在人身上的；它背后预设了一个人即使在不平等的经济活动中也应当具备良知，尊重，和恪守道德，但影片用长达三个小时的铺垫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范布伦“阶级”所象征的秩序，当它从被建立的那一刻起，Brutal就与之伴生了，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不平等，本质上或者说就直接来源于人格意义上的不平等。
对于像拉斯洛这样的移民，上述秩序和被当权阶级支配的命运，从他们踏上埃利斯岛、看见自由女神像的那一刻起或许就已经注定。某种意义上，这些人乘往美国的船票，背面写着的就是自己应当如何“恪守本分”的契约。外来者在这个能者多劳、能者多得的社会里被赋予平等的机会，但他们永远不会成为国家的主人，很多时候甚至无法完全成为自己的主人。这张契约可怕的地方在于，身为“仆人”（或者“代理人”），他们的命运只会是被主人使用，鞭责，并且在不再“有用”的时候被果断抛弃。这样的“主仆”关系，在本片中既是范布伦和拉斯洛在个人层面的雇佣关系，也是他们所象征的“主人与外人”在社会层面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甚至更一步讲，它就是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移民体系像磁铁一样吸纳人才，但这个强大的国家通过文化霸权和资本的力量将他们一一驯服，在那些堂而皇之被摆上台面的欺压面前，我们是不必期望被欺凌的一方攥起拳头站起身来的，而即便站起来也早已遍体鳞伤。影片末段让人惊骇的那一幕，就是这段“主仆”关系最直白的描写。
和传统的移民电影更多聚焦在生活体验、感情故事和文化冲击不同，The Brutalist关注的是美国梦在自我实现层面的呈现，以及它背后的深层矛盾。在拉斯洛和他妻子埃尔兹贝特（Erzsébet）眼中，美国并不是一个需要去体验、适应并最终融入的“更好的地方”，而只是一个在彼时彼刻战火烧不到的栖身之所，和一个能让自己的天赋与能力得到最大化回报的竞技场。他们的内心是无比孤傲的，这一方面来源于对自身天赋的自信（以及对“本地对手”究竟有几斤几两清楚的认知），另一方面则植根于对“欧洲中心”文化不可辩驳的自豪，而这两者在一位勤奋上进的挑战者面前（指美国）都毫无妥协的余地。因此，他们奋斗和“向上爬”的过程，也是一段用物质利益和名利“消化”或回避自身骄傲的“精神史”。
抛开Brutalist的确切指涉，这是一部近期少见的甚至可以从技术和表演层面去欣赏和坐下来静静观看的作品。“炫技”的电影通常落入内容空洞的窠臼，或者技术层面的美感会与故事的内在节奏割裂开，但本片凭借其工整的结构，史诗的篇幅，主要人物的徐徐出场，完美契合了70毫米胶片的质地和用Vista Vision拍摄全片的野心。影片配乐如河流一般，时而蜿蜒时而奔涌，仿佛是另一个有话要说的角色；另外一个重要“人物”，那座从无到有搭建成的大教堂，也让人在某个瞬间感到穿越回赫尔佐格《陆上行舟》的“元电影”场景里。人物塑造上，布罗迪和盖·皮尔斯扎实的表演并非全部，影片下半段才正式出场的菲丽希缇·琼斯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拉斯洛夫妇的“婚姻故事”不是影片的重点，但琼斯的角色却十分重要——就像三角形的第三条腿，这个角色站住了，影片的人物关系才趋于稳定。
琼斯饰演的妻子在欢迎晚宴那一幕戏中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相信也是很多在外的国人曾经被问到过的，Did I pronounce your name correctly? 这句不经意和再礼貌不过的问话，却从某种程度上道出了每一位移居者最切实的生存和身份困境。提问者看似不经意，但这背后是傲慢是无知还是“宣誓主权”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琼斯的回答一语中的，“名字叫得正确与否并不重要”，是啊，就算把名字喊对了，我就可以跟你平起平坐了吗？
